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飛速發展，成就令世人矚目。國家統計局2021年1月18日發布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突破100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比上年增長2.3%。這意味著我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又躍上一個新的大臺階，對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標志性意義。
GDP破百萬億元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體現
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即國內生產總值，指的是一國的生產者在一定時期（一年）創造的增加值總和（不包括重復計算）。GDP產生出來之后，要在國民經濟內進行分配，經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等環節，所有對GDP作出貢獻的生產要素，按照市場貢獻分配到相應的收入，這些收入加總，即按收入法統計的GDP。GDP經過分配后，形成人們的最終收入，獲得收入者通過市場實現購買使用，包括投資支出、消費支出、各機構部門以及國外對國民經濟發生的最終支出總和，就是按支出法統計的GDP。原則上，按收入法統計的GDP與按支出法統計的GDP應當相等，即在市場均衡條件下，GDP是在總需求等于總供給條件下的國內生產總值。從支出方面看，GDP即總需求，包括投資需求、消費需求和凈出口；從收入方面看，GDP即總供給，包括勞動者報酬和剩余。GDP不僅是重要的經濟指標，更重要的它還是以國內生產總值為核心形成的一整套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在這一體系中，一般意義上的國民收入核算和投入產出分析、資金流量分析、國際收支平衡分析、資產負債分析等結合為一個完整的賬戶體系，在這一體系基礎上形成了著名的聯合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因此，GDP是一國經濟的總體反映，GDP的總量是國民經濟水平的基本反映，人均GDP的水平更是一國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
我國2020年GDP總量在經濟發展史上首次突破百萬億元。這具有重要時代標志性意義，是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經濟體現。
從經濟增長速度看。2020年，我國GDP總量破百萬億元，是我國經濟長期持續高速增長累積的結果。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經濟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持續高速增長，GDP總量按照可比價格計，比1978年提高了近40倍。這種持續高速的增長不僅在我國經濟發展史上從未出現過，而且在當代世界經濟發展史上也是創造了持續高速增長的記錄，遠遠超出上世紀50—70年代日本經濟創造的持續20年的高速增長期（神武景氣）和上世紀60—90年代韓國經濟創造的持續30年之久的高速增長（漢江奇跡），創造了發展中國家長期高速增長的奇跡。
從增長的穩定性上看。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在世界經濟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長期低迷的狀態下，中國經濟能在2019年GDP總量已超過99萬億元的基礎上，再增長2.3%，破百萬億元，成為世界唯一保持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表明中國經濟增長抗擊打能力較強，宏觀經濟反周期能力突出。事實上，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先后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1997—1998年）、世界金融危機（2008年）以及新冠肺炎疫情沖擊（2020年），中國經濟均是首先擺脫危機影響進入新一輪經濟增長的經濟體。
從世界經濟格局變化上看。GDP過百萬億元意味著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1978年，中國GDP總量占當時全球GDP的1.8%，列世界第11位；2020年，101.6萬億元人民幣按匯率法折算美元為15萬億左右，占全球GDP比重為17%左右。事實上，自2010年起，中國GDP總量折算為美元（按匯率法）就已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不斷縮小著與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之間的差距。1978年，我國GDP相當于美國的6.3%；2012年時，大體相當于美國的54%左右；2017年，大體相當于美國的63%左右；2020年，達到美國的70%左右。
在GDP總量過百萬億元條件下，人均GDP水平獲得階段性提升。經濟增長2.3%，總量達到101.6萬億元，在現有人口條件下，意味著人均GDP水平從2019年的10041美元上升至1.1萬美元以上，達到世界平均水平（2019年世界人均GDP水平1.1萬美元)，表明以人均GDP水平為標志的經濟發展水平又有所上升，更加接近當代高收入發展階段的起點水平。我國1978年人均GDP200多美元，屬于當時世界上最為貧困的國家之一(在世界銀行統計的196個國家和地區中列第189位)；到1998年，達到世界銀行劃分的下中等收入階段的起點(溫飽水平)；到2010年，達到世界銀行劃分的上中等收入起點階段水平(小康狀態)；到2020年，雖未達到高收入階段水平(起點線為1986年美元計的人均0.6萬美元，折算到2019年為1.23萬多美元)，但已達到世界平均水平(1.1萬美元)，為“十四五”跨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穩健進入高收入階段（超過高收入起點線水平20%—30%以上）打下了堅實基礎。
GDP過百萬億元本身意味著中國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支出總規模達到新水平。GDP從支出角度看，即從最終用途上可分解為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GDP總規模越過百萬億元大臺階，表明我國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達到了新的規模。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我國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仍超過50萬億元，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超過40萬億元，表明我國內需規模水平的擴張，也表明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具備客觀經濟發展基礎。
總之，GDP總量達到百萬億元以上的規模，是我國經濟實力達到一定水平的重要體現，包括經濟規模、生產能力、市場需求規模以及各級政府財政調控能力等等，也是我國國際經濟影響力上升的重要經濟基礎，包括國際貿易和國際資本流動等方面的地位和作用等等。
GDP破百萬億元意味著經濟發展新階段面臨的挑戰更為嚴峻
GDP破百萬億元，人均GDP水平逾1.1萬美元，一方面是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的重要體現，另一方面也意味著面臨一系列新挑戰。
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意味著“基數效應”有可能日益突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經濟增長速度會逐漸放緩，依靠高速增長支撐的國民經濟運行將面臨日益增強的“下行”壓力。GDP過百萬億元的基數上若增長1%，便是1萬多億元，若沒有新的經濟增長動能推動，依然依靠原有動能，伴隨基數規模的擴張，推動力必然逐漸減弱。早在2015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中國經濟總量不斷增大，現在增長7%左右的經濟增量已相當可觀，集聚的動能是過去兩位數的增長都達不到的。事實上，盡管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GDP年均增長率在9.4%左右，但伴隨經濟規模的擴大，自2010年至2020年的時間里，平均增長率是低于7.2%的（若達到7.2%，則2020年GDP總量應達到2010年的200%，即翻一番，事實上2020年對比2010年只相當其197%）。而自2015年以來，年均經濟增長率進一步下降到7%以下，直至2019年的6.1%。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沖擊，進一步下降至2.3%。其實，即使沒有疫情沖擊，2020年經濟增長率也很可能降至6%以下。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達到新水平，一個突出特征便是經濟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早在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就指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有新特點，首先就是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三期疊加”，首當其沖的便是經濟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伴隨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勝利在望，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GDP總量超百萬億元，增長速度放緩的“基數效應”很可能進一步強化。據預測，若其他條件不變，2020-2035年15年間中國長期平均增長率（潛在經濟增長率）有可能降至3.8%—4.4%左右，而要實現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GDP總量或人均國民收入水平（按不變價格）要比2020年翻一番，為此，年均經濟增長率要達到4.8%以上。顯然，經濟發展面臨的“下行”壓力不是短期的，而且是長期存在的，需要尋求新的經濟增長動能，否則難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經濟規模不斷擴大，意味著“大國效應”越來越鮮明。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發生深刻變化，從1.8%上升至17%左右。因此，無論是就國內經濟還是就國際經濟條件變化而言，均要求推動經濟朝著“大國經濟均衡”方向發展?！按髧洕狻辈煌谛洕闹匾帲谟谄洹盎緝认蛐汀碧卣?。“基本內向型經濟”并非指封閉型經濟，而是指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大國經濟的投入和產出兩個基本方面均主要依靠國內經濟循環來實現，比如通常所說的兩個80%以上，即80%以上的投入和80%以上的產出依靠國內市場循環。中國經濟GDP過百萬億元，近年來占全球經濟存量17%左右，年增量30%以上。2020年，更是全球唯一保持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一方面，我們有能力把國民經濟生產和再生產的大循環建立在國內市場基礎上，另一方面，國際市場也不可能成為如此巨大的經濟體持續增長的主要動力。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復蘇遲緩，尤其是2020年以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沖擊，全球經濟進入負增長，世界市場對于中國經濟雖不可或缺，但長期看不可能成為主要的動能。2020年，雖然出口增幅較大，對中國經濟增長貢獻呈正方向，但在結構上主要是防疫用品及相關產品，原因在于中國防疫控制有效，復工復產較早，而國外疫情仍在蔓延，防疫急需產品生產的產業鏈仍未修復，伴隨疫苗的使用和疫情放緩，這種出口格局極可能改變。
我國以往經濟發展規模相對較小，處于水平較低的發展階段上。我國有生產要素成本絕對或相對低廉的競爭優勢，在世界金融危機之前，經濟全球化迅速推進，世界市場規模急劇擴張，我國抓住這一重要機遇期，開始改革開放。從發展中國家進口初級產品，利用我國生產成本低廉的優勢，加工、再加工之后，向發達國家出口，從發達國家進口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推動制造業體系建設，在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經濟之間，形成“雙環流”，即所謂“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我國經濟增長率超過10%的年份，相應的都有20%以上的出口需求增長率的支持。金融危機之前的2007年，凈出口占GDP近10%，而到2019年，只占不到1%。顯然，以往的發展格局已不可持續，需要“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特別是在逆全球化浪潮席卷的條件下，這種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新發展優勢的培育更具緊迫性。
伴隨經濟規模不斷擴張，制約國民經濟發展的關鍵性“短板效應”更加凸顯，關鍵的短板在于創新力不足。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雖然我國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但大而不強，臃腫虛胖體弱問題相當突出，主要體現在創新能力不強，這是我國這個經濟大塊頭的‘阿喀琉斯之踵’。通過創新引領和驅動發展已經成為我國發展的迫切要求?！痹诮洕幠］^小、發展水平較低的階段，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拉動經濟增長是可行的。從要素角度看，包括勞動力、土地和自然資源、技術進步、生態環境承載力等方面相對于經濟規模而言既充裕又低廉，有充分的供給能力和顯著的競爭優勢；從市場角度看，經濟落后甚至長期處于“短缺經濟”狀態，再加上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市場的擴大，生產多少就能賣出多少，甚至很多方面存在“羊群效應”。在這種供給和需求環境下，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為主，拉動經濟粗放式地高速度增長，是具備經濟條件的。但在經濟達到一定規模，發展進入新階段之后，這種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這種發展方式的不可持續性日益突出，而且基于中國國情，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不能想象我們能夠以現有發達水平人口消耗資源的方式來生產生活，那全球現有資源都給我們也不夠用！老路走不通，新路在哪里？就在科技創新上，就在加快從要素驅動、投資規模驅動發展為主向以創新驅動發展為主的轉變上?！?/p>
但是，經濟發展創新力不足之所以成為關鍵短板，不僅因為國民經濟循環的關鍵堵點、斷點、受制于人的“卡脖子”痛點等能否暢通，均在于創新力的提升，還在于創新力提高本身也成為經濟發展新階段的突出“難點”。在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總體技術水平落后的條件下，技術進步的主要方式需要可以是“模仿”，風險小成本低，且不會面臨更多的競爭排斥。在過去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發展主要靠引進上次工業革命的成果，基本是利用國外技術，早期是二手技術，后期是同步技術。如果現在仍采用這種思路，不僅差距會越拉越大，還將被長期鎖定在產業分工格局的低端，因為“老是在產業鏈條的低端打拼，老是在‘微笑曲線’的底端摸爬，總是停留在附加值最低的制造環節而占領不了附加值高的研發和銷售這兩端，不會有根本出路”。所以，經濟發展新階段要求真正能克服短板的科技創新，主要是核心技術創新。只有把核心技術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真正掌握競爭和發展的主動權，才能從根本上保障國家經濟安全、國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所謂核心技術包括：一是基礎技術、通用技術；二是非對稱技術、“殺手锏”技術；三是前沿技術、顛覆性技術。顯然，核心技術的這些特征決定了其不可能被模仿，而只能依靠自主創新。
總之，我國GDP達到百萬億元以上巨大規模，經濟發展進入由上中等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跨越期，相對于以往發展至少形成“基數效應”帶來的增長動能減弱及經濟“下行”挑戰，“大國效應”帶來的經濟轉型及發展格局的挑戰，“短板效應”帶來的經濟發展與安全及創新驅動的挑戰。
GDP破百萬億元后對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提出更為迫切的要求
如何應對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后面臨的一系列新挑戰？這就要在科學地認識經濟發展歷史規律、把握經濟發展新階段基本特征的基礎上，在實踐上有效應對這一系列歷史性挑戰。
必須樹立新發展理念，引導發展方式根本轉變。理念是行動的先導，發展理念是戰略性、綱領性、引領性的。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要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創新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動力問題，協調注重的是解決發展不平衡問題，綠色注重的是解決人與自然和諧的問題，開放注重的是解決發展內外聯動的問題，共享注重的是解決社會公平正義問題。堅持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新發展理念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在深刻分析國內外發展經驗和發展大勢基礎上形成的。發展方式的轉變關鍵在于從依靠規模擴張為主帶動經濟高速度增長，向依靠效率提升為主帶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在于體現新發展理念，使發展以創新為第一動力，協調為內生特點，綠色為普遍形態，開放為必由之路，共享為根本目的。顯然，一方面，新發展理念要求根本改變以往的經濟增長方式。事實上，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發展目標和約束條件均發生系統性和根本性變化，不可能也不需要再以高速增長為基本方略的發展。諸如10年翻一番，甚至更快，盡管這種翻番式增長方略對于擺脫貧困時期的中國經濟而言，既有必要性——迅速擺脫貧困，也有可行性——從上世紀80年代初直到2010年之前，每10年翻一番的目標均提前實現了。另一方面，以GDP為核心指標的高速增長的局限性也更加顯露，特別是GDP達到一定規模之后，更加亟待克服。比如，GDP核算的是以年度為期限的經濟活動，因而具有短期性，跨年度的經濟活動，尤其是長期經濟發展難以在GDP核算中得到體現，進而引導經濟行為目標短期化，忽視長期發展和國力積累；又比如，GDP核算的是經濟數量，反映經濟規模，但并不直接體現經濟質量，進而引導經濟追求量的增長，忽視質量提升，使國民經濟競爭力下降，虛胖臃腫；再比如，GDP核算體系包括的是經過市場機制交易的經濟活動，許多現代經濟生活中難以通過市場機制配置的資源很難體現，特別是生態環境資源，盡管各國都在探討綠色GDP的核算，但到目前還難以運用到GDP核算實踐，因而以GDP為核心進行經濟核算，容易忽視生態環境成本。
必須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為貫徹新發展理念提供實現機制。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把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作為我國經濟發展闖過關口的迫切要求和實現發展的國家戰略，關鍵就在于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落實新發展理念的橋梁和路徑。也就是說，理念雖然重要，但必須貫徹于實踐。如何落實于實踐？這就需要有實現機制，這個機制便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現代化經濟體系，是由社會經濟活動各個環節、各個層面、各個領域的相互關系和內在聯系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具體包括現代化的產業體系、市場體系、收入分配體系、區域發展體系、綠色發展體系、全面開放體系和經濟運行體系等七個方面。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把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戰略目標，同時，明確了時間表，即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時，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
必須構建新發展格局，實現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戰略目標。怎樣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進而落實新發展理念，推動發展方式根本轉變？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系統論述并部署了新發展格局，即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為主題，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新發展格局是我們黨統籌“兩個大局”，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要求，是面對國內國際環境的新變化，做出的重大戰略安排。新發展格局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即暢通國民經濟生產和再生產，推動供給與需求之間的適配性和均衡性，形成供求良性互動的健康發展為主題；以推動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體現新發展理念為戰略目標；以創新引領作為戰略支撐，即作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關鍵；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即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戰略方向，即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以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為戰略前提，即以“一帶一路”新型開放作為必由之路；以新的區域性增長極的培育作為戰略突破，即以改革開放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率先成長并形成可復制的經驗；以穩中求進作為戰略方針（工作總基調），即以穩增長（六穩、六保），為“進”創造時間窗口和社會經濟環境，以貫徹新的“四個全面”，推動制度創新，為“穩”奠定制度和發展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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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肖景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