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作出新的概括，提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又同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是黨和人民的偉大創造?！睂ι鐣髁x基本經濟制度的新概括，是新中國70多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改革實踐創新的凝煉，也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結晶。特別是其中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概括，更是凸顯了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重大原則的內涵，彰顯了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主題的意蘊。
實踐創新是理論創新的先導，理論創新是實踐創新的升華?；仡櫺轮袊?0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從機制、體制到制度的演進，能使我們從實踐和理論的結合上清晰地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經濟學規律，是以怎樣的形式被揭示出來并得到進一步發展的，進而拓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認識新視野，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發展。
以重新認識價值規律的作用為起點，從經濟機制調整切入，著力于市場機制、市場調節和計劃機制、計劃調節關系的探索
新中國成立后，面對中國經濟落后特別是國民經濟基礎極其薄弱的現狀，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我國選擇了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集中當時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資源，加強國家基礎設施重點建設，推進國民經濟體系建設。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加速推進中，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的弊端逐漸顯露。1956年4月，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講話中已經有針對性地指出，要用“兼顧”和“統籌”的辦法，處理和解決當時社會主義建設中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他認為，“統籌兼顧，各得其所”原則，是“我們歷來的方針，在延安的時候，就采取了這個方針。這是一個什么方針呢？就是調動一切積極力量，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一個戰略方針”。
按照“統籌兼顧”原則，黨的八大對經濟體制改革作過多方面的探索，周恩來在《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建議的報告》中提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勝利，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在我國占居了絕對的統治地位，這就使我們有可能在適當的范圍內，更好地運用價值規律，來影響那些不必要由國家統購包銷的、產值不大的、品種繁多的工農業產品的生產，以滿足人民多樣的生活需要。” 在這里，“更好地運用價值規律”實質上就是對市場和市場機制、市場調節作用的認可。周恩來還提出了“在國家統一市場的領導下，將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自由市場……將會對國家的統一市場起有益的補充作用”的改革設想。陳云也在黨的八大上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設想，即“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是工商業的主體”，個體經營是“國家經營和集體經營的補充”；“計劃生產是工農業生產的主體，按照市場變化而在國家計劃許可范圍內的自由生產是計劃生產的補充”；“在社會主義的統一市場里，國家市場是它的主體”，“自由市場，是在國家領導之下，作為國家市場的補充”。之后，對高度集中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理論和實踐探索時起時伏，一直沒有停止過。但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思路，主要還囿于中央與地方權力配置調整的問題，沒有能從根本上觸動政府統得過多、市場作用趨弱的根本問題，沒有能從計劃和市場關系上找到經濟體制改革的突破口。
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中存在的“嚴重缺點”作了深刻分析，針對這一經濟體制中存在的權力過于集中的弊端，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如提出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權力，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進而強調堅決按經濟規律辦事，重視價值規律的作用?！爸匾晝r值規律的作用”，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改革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基本思想。價值規律是以價格機制、供求機制和競爭機制為作用過程的商品經濟基本規律，重視價值規律作用內在地包含了重視市場機制和市場調節的作用。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不久，1979年3月，陳云在關于“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中就提出：“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1)計劃經濟部分(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2)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即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要的?！贬槍Ξ敃r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陳云認為：“在今后經濟的調整和體制的改革中，實際上計劃與市場這兩種經濟的比例的調整將占很大的比重。不一定計劃經濟部分愈增加，市場經濟部分所占絕對數額就愈縮小，可能是都相應地增加?！睂﹃愒频倪@些觀點，鄧小平不僅表示贊同，而且還從市場和計劃關系上升到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視界，提出“說市場經濟只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只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強調“我們是計劃經濟為主，也結合市場經濟”。
1979年 6月，五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提出，通過經濟改革，要逐步建立起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相結合的體制，要以計劃調節為主，同時充分重視市場調節的作用。1981年 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肯定了這一改革取向，提出“必須在公有制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同時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強調“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稕Q議》還從“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發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的高度提出，“我們的任務是要根據我國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在每一階段上創造出與之相適應和便于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具體形式”。這一寶貴思想凸顯了經濟體制具體形式的選擇，與階段性的“創造”有著直接的關系；而階段性的“創造”，總是與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和“繼續前進的”生產關系的變化相關聯的。據此，1981年11月，五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提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應當是：在堅持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前提下，發揮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國家在制定計劃時要充分考慮和運用價值規律?！?/p>
1982年 9月，黨的十二大對我國最初幾年經濟體制改革成就的總結中，將經濟體制的基本構架概括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并提出“正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原則，是經濟體制改革中的一個根本性的問題。”這一基本構架的提出及其在實踐中的實施，對原有的高度集中的計劃配置資源方式，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沖擊，對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
以計劃與市場關系為核心問題，從經濟體制改革突破，探索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關系，形成以體制“定位”為主要特征的邏輯過程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新時期經濟體制改革進程的重要標志。《決定》明確提出：在經濟體制改革中，“首先要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我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稕Q定》突破了那種把社會主義經濟看作是純粹的計劃經濟觀念的束縛，形成了經濟改革是經濟機制、經濟體制和經濟制度全面改革的新理念，走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關鍵一步。之后，我國經濟改革加速推進、經濟發展長足前行，與經濟體制目標模式選擇上的重大突破是密切相關的。
1987年10月，黨的十三大根據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發展的新的實踐，提出了建立“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的改革思路，認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市場的發育和完善，利用市場調節決不等于搞資本主義，明確提出建立“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為特征的經濟體制的運行模式?！皣艺{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改革模式，極大地開闊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視界，引發了對這一改革模式的深入探討。“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模式較之于“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模式，凸顯了計劃調節與市場調節作為有機統一體，既不是板塊式結合、也不是滲透式結合；作為有機統一體，在調節范圍上，計劃調節是宏觀層次，市場調節是微觀層次。但在理念上，“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這一提法，還沒有完全擺脫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分別同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性質相聯系的“制度性”規定觀念的束縛，也還沒有對市場作為資源配置基礎性手段的問題作出進一步的切合經濟社會發展實際的說明；在改革模式選擇上，還局限于計劃機制與市場機制關系的框架內，還沒有上升到經濟體制整體關系的高度。
實踐創新推進著理論創新，而理論創新也推動著實踐創新。1991年春，鄧小平在視察上海的談話中指出：“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1992年春，他在視察南方的談話中再次強調：“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鄧小平的這些言簡意賅的闡釋，從根本上區分了市場經濟體制性規定與制度性規定的關系，無疑是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理論創新。
馬克思在對政治經濟學史的研究中曾提出，經濟范疇的形成大多經歷了“極其艱難地把各種形式從材料上剝離下來并竭力把它們作為特有的考察對象固定下來”的過程。鄧小平關于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關系探索的理論創新，一方面，離析市場經濟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依附關系，使市場經濟從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中“剝離下來”，形成具有體制性規定的一般的“抽象要素”。即如鄧小平一再強調的：“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绷硪环矫妫岢鍪袌鼋洕鳛橐话愕摹俺橄笠亍?，只有在與一定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結合時，才具有充分性和現實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一切生產階段所共有的、被思維當作一般規定而確定下來的規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謂一切生產的一般條件，不過是這些抽象要素，用這些抽象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個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编囆∑降倪@一理論創新，一方面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離析，形成市場經濟一般范疇；另一方面又強調市場經濟體制必然要與一定的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提出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一嶄新概念。
在經濟制度的替代關系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對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的賡續，而計劃經濟歷來就具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性；在經濟制度的對比關系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相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言的，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也歷來被看作具有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制度規定性。可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內在地包含著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性。但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形成之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兼容性，還是一個需要在實踐中探索并經受實踐檢驗的理論問題。也就是說，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性規定在實踐和理論上還沒有得到具體昭示。
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兼容的實踐和理論探索，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的必然過程。1992年10月，黨的十四大在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時就指出：“在九十年代，我們要初步建立起新的經濟體制，實現達到小康水平的第二步發展目標。再經過二十年的努力，到建黨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將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睆捏w制“建立”的定位到制度意義上“定型”的驗證，需要在經濟體制改革中不斷實踐、艱辛探索，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自身的完善和發展，還需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總體”中不斷融入和生成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性。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培育現代市場體系、轉變政府職能和完善宏觀調控體系，以及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創新性見解，對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作出了初步回答。
2013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上回顧這一時期的改革歷程時指出：“從黨的十四大以來的20多年間，對政府和市場關系，我們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黨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七大提出‘從制度上更好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黨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廣范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可以看出，我們對政府和市場關系的認識也在不斷深化。”這一論述，提出了黨的十四大至黨的十八大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三個特征：其一，這一時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已經由黨的十四大之前計劃和市場關系的核心問題，轉變為政府和市場關系的核心問題；其二，這一時期，特別是黨的十七大已經開始從“從制度上”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探索；其三，這一過程“一直在根據實踐拓展和認識深化尋找新的科學定位”。由此得出“從理論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進一步作出定位，這對全面深化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的結論。
以政府與市場關系為核心問題，著力推進治理結構和制度創新，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總體”上，增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規定性，形成以制度“定型”為主要特征的邏輯過程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確定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從“辯證法、兩點論”的方法上，對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關系問題作了多方的闡釋，彰顯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規定性，豐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主題的內涵。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規定性，并不是由經濟體制一般性決定的，而是由與之“結合起來”的基本經濟制度的特殊性所決定的，是由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總體”的性質所決定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指出：“在一切社會形式中都有一種一定的生產決定其他一切生產的地位和影響，因而它的關系也決定其他一切關系的地位和影響。這是一種普照的光，它掩蓋了一切其他色彩，改變著它們的特點。這是一種特殊的以太，它決定著它里面顯露出來的一切存在的比重?！痹谫Y本主義經濟關系“總體”中，“資本”作為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核心范疇，就是這一“總體”中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就是資產階級社會中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在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總體”中，居于社會主義所有制結構主體地位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就是“總體”中的“普照的光”、就是“特殊的以太”，就是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融入和生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的根據和條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經濟體制一般和經濟制度特殊的統一。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更為深入地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相兼容，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規定性也更為實際地與市場經濟體制相結合、相融合，生成為市場經濟的屬性。這一理論趨向，深刻地體現于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這就是說，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組成部分的概括提供了理論指導。
在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性規定的探討中，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出了三個重要觀點：
首先，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是在社會主義制度框架內進行的，深受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規制和影響，同時也深刻地彰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和本質特征的集中反映。堅持黨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根本上就是堅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保證我國經濟沿著正確方向發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基本的問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根本立場。習近平總書記以 “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在未來社會“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為指導，進一步形成 “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增進人民福祉、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作為經濟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思想。這是部署所有經濟工作、制定全部經濟政策、推動整體經濟運行要牢牢堅持的根本立場，也是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重要的制度性規定，也是融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使之具有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屬性的的根本規定。
其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共產黨確立的一項大政方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必然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發展和完善，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經濟體制上的實現形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在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的過程中昭示其制度規定性的。我們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大前提下發展市場經濟，什么時候都不能忘記“社會主義”這個定語。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之所以說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堅持我們的制度優越性，有效防范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弊端。我們要堅持辯證法、兩點論，繼續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痹谶@里，要講“辯證法、兩點論”，要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是相輔相成的，不是對立的，也不是簡單地讓市場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問題，要統籌把握，要優勢互補、有機結合、協同發力。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取得成功的關鍵因素，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的制度規定的根據所在。
再次，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經濟制度，猶如社會主義經濟關系的“普照的光”“特殊的以太”，改變了市場經濟體制的一般性質，奠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新的制度性規定。
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體制結合問題上，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優越性；既要使“看不見的手”對資源配置起到決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看得見的手”作用。解決好市場和政府的這一核心問題，要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為“根基”，堅決掃除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回顧40多年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從經濟機制調整到經濟體制“定位”、再到經濟制度“定型”的演進，刻畫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基本路向及其具有經濟制度規定性的過程；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這三個方面的重要觀點，是對經濟體制改革實踐的理論概括，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總體方法論的創造性運用，也是我們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內涵的理論要義。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升為基本制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及其意義
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從機制到體制、再到制度探索的過程和邏輯說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的創新；由此形成的從計劃和市場關系為核心問題，拓展為政府與市場關系為核心問題的過程，以及從經濟機制調整到經濟體制“定位”，再到經濟制度“定型”的過程，則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改革漸進探索、砥礪前行的邏輯再現。
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具有顯著的整體性特征。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把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顯著優勢?！痹谶@一顯著優勢中，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根本上體現為所有制結構上的優勢和分配制度上的優勢，在此基礎上，在經濟作用過程中才形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的顯著優勢?！帮@著優勢”中的“三位一體”，充分體現了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
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對中國特色“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的最初概括中，就從整體上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問題作過闡釋。在這一闡釋中，一是提出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理論，認為“我國基本經濟制度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作為基本經濟制度，“公有制主體地位不能動搖，國有經濟主導作用不能動搖。這是保證我國各族人民共享發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證，也是鞏固黨的執政地位、堅持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保證?！备母镩_放以來，在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時，強調了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明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耙敛粍訐u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推動各種所有制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重要的制度性規定。
二是提出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理論。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理論，是新時期形成的反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本質特征的主要理論之一。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要“有利于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有利于實現效率和公平的有機統一”，要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使我們的社會朝著共同富裕的方向穩步前進。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這一分配制度在改革開放實踐中得到多方面的發展。在這一分配制度實施中，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努力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不斷健全體制機制和具體政策，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不斷縮小收入差距?！边@一分配制度的性質，深刻地體現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作用過程之中，賦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制度性規定。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在與社會主義所有制和分配制度的“結合”中，才融入和生成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特征和規定的。確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制度性質，是我們黨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一個偉大創舉，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為顯著的理論創新。這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主題的根據所在。
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自此以后，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成為經濟體制改革最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問題，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
1998年，在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江澤民同志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最初實踐，提出“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總結國內外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經過艱辛探索而取得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改革成果”，肯定“這是我們黨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個嶄新的創造性發展”。2008年，在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胡錦濤同志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新的進程，提出“要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繼續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體系，不斷為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提供強大動力?！鄙鐣髁x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和發展，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主題得以彰顯。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把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明確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大原則”，從“辯證法、兩點論”的高度，對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市場經濟體制關系、市場和政府關系問題作了多方面的深刻闡釋，提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主題的內涵。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結合新時代改革開放新的特點，提出市場經濟體制要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具創新性的理論觀點；而市場經濟體制如何與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起來”，則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最具開拓性的理論主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總結改革開放40年寶貴經驗時提出：“必須堅持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發揮和增強我國制度優勢?！备母镩_放實踐的啟示在于：制度是關系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長期性問題。扭住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這個關鍵，在經濟制度和經濟體制上，就“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边@一論述，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闡釋的賡續，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主題的深化，也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新概括的思想先覺。
?。ㄗ髡撸航逃可鐣茖W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高天鼎
